岁末杂谈（二）「冬至后三戌」补论

首先纠正一下上篇《农历十二月为何俗称「腊月」？ 》的疏漏。根据现有出土文献的记载，我们可以得知秦至西汉下列年份的臘日时间[注一]：

颛顼历（以十月为岁首）
年份	冬至	臘（嘉平）	时间差
秦始皇三十四年	十一月廿五日辛卯 [214.12.25 BCE]	十二月廿五日辛酉 [213.1.24 BCE]	冬至后三酉
秦二世元年 [210.11.17 – 209.11.5 BCE]	十一月九日壬子 [210.12.25 BCE]	十二月廿六日戊戌[注二] [209.2.9 BCE]	冬至后二戌
汉武帝元光元年 [135.10.29 – 134.11.16 BCE]	十一月廿八日丙戌 [135.12.25 BCE]	十二月十一日戊戌 [134.1.6 BCE]	冬至后一戌[注三]
太初历（以正月为岁首）
年份	冬至	大寒	臘	时间差
汉宣帝地节元年 [69.1.27 – 68.2.13 BCE]	十一月九日癸酉 [69.12.25 BCE]	十二月十日癸卯 [68.1.24 BCE]	十二月十七日庚戌 [68.1.31 BCE]	冬至后四戌 大寒后七日
汉宣帝五凤三年 [55.2.20 – 54.2.9 BCE]	十一月十三日丙戌 [55.12.25 BCE]	十二月十四日丙辰 [54.1.24 BCE]	十二月八日庚戌 [注四] [54.1.18 BCE]	冬至后二戌[注三] 大寒前六日
汉元帝永光五年 [39.2.23 – 38.2.12 BCE]	十一月十日庚戌 [39.12.25 BCE]	十二月十一日庚辰 [38.1.24 BCE]	十二月十七日丙戌 [38.1.30 BCE]	冬至后三戌[注三] 大寒后六日
汉成帝元延元年 [12.1.26 – 11.2.13 BCE]	十一月九日壬申 [12.12.25 BCE]	十二月九日壬寅 [11.1.24 BCE]	十二月十七日庚戌 [11.2.2 BCE]	冬至后四戌 大寒后八日
汉成帝元延二年 [11.2.14 – 10.2.2 BCE]	十一月二十日丁丑 [11.12.25 BCE]	十二月二十日丁未 [10.1.24 BCE]	十二月二十三日庚戌 [10.1.27 BCE]	冬至后三戌 大寒后三日

[注一] 根据蔡万进《尹湾汉墓简牍论考》、许名玱《敦煌汉简2263〈永始四年历日〉复原试拟》、张培瑜《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表》等整理。

[注二] 张培瑜定该年十一月小、十二月大，戊戌为十二月二十六日；许名玱定该年十一月大、十二月小，戊戌为十二月二十五日。姑从张。

[注三] 绝大多数学者默认，当冬至为戌日时，冬至后第十二天即“冬至后一戌”，以此类推。但许名玱论文却默认此时冬至当天即“冬至后一戌”，冬至后第十二天即“冬至后二戌”，以此类推。此处从多数意见。

[注四] 由此知蔡万进“《太初历》实施期间臘日落在十二月中下旬”的假说并不成立；相反，这一时期十二月上中下旬均有置臘。

上篇提到，秦始皇三十四年“嘉平”（臘日）为十二月辛酉日。不过到秦二世时，就已出现戌臘的情况（周家台秦简《秦二世元年视日》木牍：“以十二月戊戌嘉平，月不尽四日”）。无论秦二世以后置臘所用地支是否还有反复，就目前材料可知，最晚在汉武帝时，戌日置臘就已成为定则。

之所以会如此，或与“阴阳五行说”在秦汉之际逐渐发展成“干支五行说”有关。持“干支五行说”者，往往认为戌日五行属火，可以中和阴寒之气。譬如董仲舒《春秋繁露·阴阳出入上下》：“冬月尽，而阴阳俱南还。阳南还，出于寅；阴南还，入于戌。此阴阳所始出地入地之见处也。”又，《风俗通义·祀典·雄鸡》引汉武帝时负责制定《太初历》的太史丞邓平之言：“臘者，所以迎刑送德也。大寒至，常恐阴胜，故以戌日臘。戌者，温气也。用其气，日杀鸡，以谢刑德。雄着门，雌着户，以和阴阳，调寒配水，节风雨也。”[注五]

[注五] 值得注意的是，此处邓平对戌臘的解释，全然不同于后来新莽、东汉基于“五德相生论”而对祖、臘日期系统的重新规定。详见下篇。

然则每月之中总有两到三个戌日，如何确定以哪个戌日为臘？《说文解字》为何做出“冬至后三戌臘”的著名论断？出土材料所载的西汉臘日时间并不符合这一论断，究竟意味着后者全无实据，还是意味着其间置臘规则的确进一步明确化？这种明确化可能出于什么原因？

邓平所言“大寒至，常恐阴胜”，或许是解答这些问题的关节所在。西汉初年，“二十四节气”概念日渐流行，并最终为武帝朝《太初历》所接纳，取代了此前划分相对粗疏的“二分（春分、秋分）二至（夏至、冬至）四立（立春、立夏、立秋、立冬）”之“八节”历注体系。在二十四节气体系中，“大寒”的地位得以凸显，被视为一年之中阴气最盛的时刻。譬如董仲舒《春秋繁露》就对此大做文章：

“阳至其位而大暑热，阴至其位而大寒冻……故阴阳终岁各一出。”（《阴阳位》）

“阳日损而随阴，阴日益而鸿，故至于季秋而始霜，至于孟冬而始寒，小雪而物咸成，大寒而物毕藏，天地之功终矣。”（《阴阳出入上下》）

“夏至之后，大暑隆，万物茂育怀任……冬至之后，大寒降，万物藏于下。”（《五行五事》）

明明冬至在一年中白昼最短黑夜最长，为何“阴至其位”之时不在冬至，而在一个月之后的大寒？对此，班固《白虎通义·诛伐》解释道：“冬至阳始起，[反大寒，何也？]阴气推而上，故大寒。”[注六]

[注六] “反大寒，何也？”一句，据《太平御览·冬至》引文补。

既然“以戌日臘”的目的是要借用戌的“温气”克制阴气，抑或引导阴气“南还”，而大寒又是一年阴气最盛之时，那么一个很自然的想法便是：将臘日定在大寒前后。

在以“平气法”推定节气的时代，冬至点与大寒点相距约30.44日；另一方面，“冬至后三N（N为任一地支）”的时间范围，是从冬至后第二十五日（若冬至地支为N-1）到冬至后第三十六日（若冬至地支为N）。所以“冬至后三戌”，基本上等同于“距大寒最近的戌日”（除非大寒在辰日，与前后两戌日的距离相等，此时冬至后三戌只是“距大寒最近的戌日之一”）。

“冬至后三戌”实为“近大寒戌日”的衍生，在后世史料中亦可得到印证。上篇提到，宋高宗建炎三年置臘不当，出现“臘日不在臘月”的情况。绍兴五年，侍御史张致远推荐陈得一改造新历时，曾将此事作为论据之一：“建炎三年定十一月三十日甲戌为臘，《阴阳书》曰：‘臘者，接也，以故接新，在十二月近大寒前后戌日定之，若近大寒戌日在正月、十一月，即用远大寒戌日定之，庶不出十二月。’如宣和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丙午大寒，后四日庚戌，虽近，缘在六年正月一日，此时以十九日戊戌为臘。”（《宋史·律历志十四》）

当然，从前面整理的西汉臘日时间表来看，至少到汉成帝元延初年，“近大寒戌日”或者说“冬至后三戌”，仍旧没有成为置臘的规则（元延元年置臘于冬至后四戌、大寒后八日）[注七]。许慎所称“冬至后三戌臘”，反映的可能是“大寒阴至其位”观念对此后《三统历》或《四分历》的影响，以及由此导致的更加细致的置臘规则。

[注七] 不过假如非要把元帝、成帝年间的已知臘日和大寒搭上关系的话，它们倒是遵循“自大寒起（或大寒后）第一个戌日”的规律，可以聊备一说（后世类似说法如明代赵大纲《杜律测旨》“唐以大寒后辰日为臘”等，虽未必确凿，却也显得西汉元、成二朝以“大寒后戌日”为置臘规则并非不可想象）。当然，这些假说成立究竟与否，都有待更多出土文献的验证。